《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
关于作品的读后感该如何去写作呢？大家读完作品后，肯定会有自己的感受。只要我们静心阅读，一定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本意，根据您的要求我们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进行了编辑，以下材料仅供参考欢迎大家注意查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篇1)
按照作风建设办发[2014]2号文件要求，我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感触良多。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延安整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映了无产阶级在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即是在推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历史阶段，应当如何领导文艺工作，从而创造出适合本阶段要求的新型的文艺作品。《讲话》中提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文学批评的标准及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多个问题，而其中核心的问题便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着力于此次座谈会的目的而提出的，那便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许多作家在塑造工农兵和反映伟大革命斗争方面取得了新成就，真正意义上实现与群众结合，使文艺的发展取得新的突破。对于一直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新文学来说，这种来自民间传统和民间群众文化的推动力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讲话》发表后，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关注的题材转移到人民群众上。人们在处理作品题材，人物上侧重有所不同，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也慢慢淡化，甚至很少注意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而取代的便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以及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描绘。普通的农民、士兵、干部成为文艺工作者重点表现的对象，翻身解放的“新人”成为文学的主角。
《讲话》中第一个提到的便是政治立场的问题，这也揭示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两个核心。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就意味着文学描写中心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一直作为民众的先觉者与社会革命的先导而站在时代前列，同时也是文学描写的核心对象。《讲话》中却突出说明了知识分子及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种种“劣根性”，提出文艺思想家思想感情向工农兵方向转变的必要性，也就是文艺工作者世界观和思想情感改造的问题。《讲话》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政治性策略，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讲话》中的观点及其一些结论是极具时代性的，我们在理解上更应该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篇2)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更好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更好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
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从这个角度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流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都解决了。
毛主席在《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本问题出了人为什么是人、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动机与效果、褒扬与曝光、普及与提高等问题，使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讲话》将无产阶级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今，我们的同志在现实工作中应当运用毛主席在《讲话》中确立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宣传真理，揭露丑恶现实，批判低俗文化的斗争。《聚焦工农征文》稿评选活动上。
解放碑的钟2009年8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篇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抗战时期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及学习方法的会议讲话。在我看来，它阐述了关于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创作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即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华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代表他们的意志。
然后是态度问题。是正面的歌颂、还是反面的暴露，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有赞扬，又有批评;主张积极抗战的赞成，消极抗战的就批评;反对抗战的那就要坚决反对。对人民群众、人民军队和人民的劳动，我们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需要耐心地教育，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这个改造过程。文艺作品应该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先进的东西。
关于工作对象问题。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兵以及干部。因此文艺工作者首先要了解和熟悉他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这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甚至痛苦的磨练。
关于学习方法问题。要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即研究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习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文艺工作者把这些弄清楚了，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关于为哪些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里还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要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人民的生活是最自然、也是最生动、最丰富的东西，它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的唯一源泉。文艺作品可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能使人民群众惊醒、振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有了这样的文艺，这个任务就能更快地完成。文艺只有在人民大众可接受的普及基础上提高，文艺工作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篇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由《引言》和《结论》两部分构成。毛泽东主席提纲挈领地分析了当时文艺工作及文艺工作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讲话》指明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文艺的发展方向，鼓舞促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创造。现在回看，讲话的不少远见仍有其现实意义，其中许多问题仍可以讨论思考。
通读讲话，我们可以知道，基本围绕了一个核心，那就是革命与文艺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文艺如何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主席通过分析当时我国文艺工作和革命工作之间不相适应的`现状，指出了一些思想误区，辨析了他无产阶级的文艺观，并对未来的文艺发展提出了期望和要求。
如《讲话》中所言，文艺工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立场问题站在谁的角度？为谁创作？宣扬谁？支持谁？所谓立场决定态度，有了无产阶级的文学立场，自然就要分清谁是我们的自己人（广大无产者），谁是我们的同盟者（进步的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谁又是我们的敌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等）。
在《讲话》中，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我们的文艺显然是具有强大现实主义色彩的。这表现在让文艺服务于革命机器这一观点。我们的文艺，或批判或赞美、或歌颂或暴露，最终都要服务于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怎么反映呢？那就是赞扬无产者的真善美，批判不进步的中立派和反动的敌人。关键在于，对于无产者的一些思想弊端和短处，自然可以指出，但不能流于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评，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善、向先进方向发展，在内部解决问题。好比一个家庭，家人之间的不满和牢骚，首先在家中解决，不至于动辄搞分家。同时，对于敌人，要毫不留情地指责他们的恶行，体现他们的腐朽和走向灭亡的趋势。但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甚至于不现实的，详见第三节对讲话的新思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今天的文艺工作中，面对巨变的社会实践，《讲话》不能成为我们本本主义的教条，但我们的文艺，仍然需要贴近我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正如《讲话》的结尾，毛主席点出：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有很长的路要去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篇5)
在这里就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自己的一些浅显的观点，心怀着对洪果兄的小小崇拜，自知无异于班门弄斧，但初涉法律与政治的讨论，这把斧还是必须要硬下头皮，斗胆去弄的。于是循规蹈矩浅谈一番，还望果兄勿为耻笑。
一．对于被阶级立场“桎梏”的文学
在导言中，毛主席提到了四个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地位、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他指出，“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这是搞文艺的必须要坚持的态度。
在这里，文学显然披上了阶级的外衣，也就是说，这种思想所能产生的文艺，必须是爱恨分明的文艺，而不是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思想因素。
诚然，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无疑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用文艺工作者的笔来指导群众的思想方向，无疑是最大限度地争取政治优势的一种手段。在这一点上，一个政党的**控制无可厚非。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在那种环境下所孕育出的高产作家，失去了作为真正文艺宣传者的本性，他们笔尖流淌的是被桎梏的墨水，他们的文字从一开始的言不由衷，到最后的全盘“阶级化”，直至教育和引导下一批文艺工作者，无疑给以后的文艺发展烫下了难以消除的烙印。
二．董存瑞的争议与思考
实际上，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命名为烈士，只是为了告诉家人他已经死了。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看到他举着炸药包的现场，这是事后根据一些线索推断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
战斗结束后，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于是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经年的战争岁月，为国捐躯的壮烈事迹何止千万！董存瑞无疑只是其中伟大却又平凡的一例。
看完电影后，有观众千方百计地询问，董存瑞最后喊的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是怎么回事？他现实中究竟喊了没有？其实这是郭维故意编排的。
他觉得，如果董存瑞这样做，举起炸药包，高潮显然不会上去。写分镜头剧本的时候，应该怎么写呢？如果是抗日战争，那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到了解放战争，顺理成章的就是“为了新中国”了。
――大众电影文章《《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
本文发表后，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掀起了新一轮关于红色经典文艺的讨论。这引起了董存瑞的一些老战友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出来呼唤昔日的英雄。战争时代的文艺
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挑战，我们不难听到那些渲染红色经典，甚至有些地方夸大经典的质疑声。有很多人可以证明董存瑞的故事，但在这场争论中，主人公的形象变得模糊是不可避免的。
与前文类似，我还是想说，文艺不应该成为刻意表达的工具。董存瑞的形象高不高，刻意有更多的艺术表现。那些在特定时代要求中刻意夸达的表述，值得深思。文艺要经过改良，成为更有易于广大群众接受的新文艺，而董存瑞的经典形象并不非得用最后的呼号才能证明着伟大。因此我不赞赏那些刻意去渲染而违背了历史真实的夸大文艺，那些在当时起到暴风骤雨般作用的夸张瞬间，那些空造出来的呼喊和正义，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三．百花齐放的难度我要给这篇文章结尾时，想起了文艺的最至美境界，叫做百花齐放。那是无数文人墨客向往的世界。现在我想弄清楚这个领域的困难。我不想分析言论自由的权威。正是从文艺的时代性来看，我们会头看，那些受特定历史环境影响的文艺在我们的眼中逐渐模糊。
然而，文艺在我们当下生活中是否存在这种角色，值得我们反思。是不是一定要为主流思想振臂高呼才能在当今的文坛占领时代的高地，是不是抹杀的“九十九朵花”就一定要在历史的长风中销声匿迹。李敖先生说：
有些言论开放了以后，是火山一样的喷火口，让它喷出去，让他讲了，让他骂了，让他说了，没什么了不起。想象李敖先生站在那样的高度，或许可以讲这种话，然而我则有些紧张，这些紧张，也许就是百花难以齐放在每个人心中的根源罢。
06级民商法学院牛奔 ***
收藏该贴顶:0 砸:0 回复检举 0 1 61.185.208.246
天边三朵云
1级写小纸条发表于 2007-11-11 19:23:11 2
你的基本立场看来还是坚持文艺的独立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延安文艺讲话的目标，当然不仅仅是控制共产党的问题，更是改造人民、服务革命的问题。
你举的董存瑞的例子恰好也属于毛在讲话中说的文艺要“****”，抒写光明面的问题。这又回到文艺必须反映现实的论战上。在我看来，歌颂光明往往是与真实存在矛盾的。
其表现要么是裁减真实，要么是放大真实。董的例子属于后者。
至于百花齐放的好处，李敖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当权者不会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
就不放开了。这恐怕还涉及到所谓的“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了。合法性不足，也就不那么自信吧。
一点意见，仅供参考。 顶:0 砸:0 回复检举天边三朵云 2552681 2 221.11.16.77
在沉默中爆发
1级写小纸条发表于 2007-1
-11-12 10:11:00 3
果哥说的“政治合法性”特指的是什么？“所谓的'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又是什么问题呢? 顶:
0 砸:0 回复检举 ┙无声徘徊╰ 3060511 3 221.11.
34.185
青藤 1级写小纸条发表于 2007-11-12 13:40:53 4
对于战争环境中的战士而言,目的只可能有一个,胜利,为了夺取胜利就要不择手段,仅仅把文学当做工具也是未尝不可的,况且那个时代也有许多优秀作品,它们展示的是血色的浪漫或文学.这里有一个更高利益,失去祖国文学的成长环境(国家灭忙),才是文学的悲哀,文学在那个时代舍弃部分自由,是为了拥有更大的自由!统制者要想建立政权,就必须争取群众的感情支持.
文学宣传总是比杀戮更理性、更有力。他们的不真诚与此无关。作家只需要为革命服务，成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高效率、集中思考
今天对董的讨论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那么看问题的也更加理智和客观,这很好啊,董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气魄,代表的是千万革命者的英魂. 顶:0 砸:
0 回复检举 ┙无声徘徊╰ 4099538 4 124.89.83.
27天边三朵云
1级写小纸条发表于 2007-11-12 14:10:48 5
回“沉默”：
所谓政治合法性即你这个政权是谁授权的？仅仅靠打下江山就具有合法性吗？合法性问题是如何找到新政权的正当基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篇6)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抗战时期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及学***的会议讲话。在我看来，它阐述了有关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创作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即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华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代表他们的意志。
然后是态度问题。是正面的歌颂、还是反面的暴露，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有赞扬，又有批评; 主张积极抗战的赞成，消极抗战的就批评;反对抗战的那就要坚决反对。对人民群众、人民军队和人民的劳动，我们应该赞扬。
人民也有缺点，需要耐心教育，才能大踏步前进。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这个改造过程。文艺作品要使他们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地前进，同心同德地工作，排除落后，发扬先进。
关于工作对象问题。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兵以及干部。因此，文艺工作者首先要了解和熟悉群众。这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甚至痛苦的磨练。
关于学***问题。要学***主义和学***。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有一种决定性的意识，即研究问题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分析具体问题。
学习就是研究社会各阶层的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只有文艺工作者讲清楚了，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关于为哪些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同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革思想。
人的生命是最自然、最生动、最丰富的东西。它是一切文艺的唯一取之不尽的源泉。文学作品可以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强、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而更具普遍性。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能使人民群众惊醒、振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有了这样的文学艺术，这项任务可以更快地完成。只有在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大众化基础上推广文艺，文艺工作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篇7)
文学创作总是随意改变自己的态度。
哭或者是笑，现在的人，对待文学的态度，通常都是编辑喜欢的态度。
比如说，我投校报副刊一个文章个文章，里面有一段话大致是1998年九江大洪流那都是子弟兵用身体挡出来的，你去，你去当兵，那我怎么办？这在讲座里面是小资产阶级包裹，校报里，似乎也不能出现，给我删了。
后来，同样是这篇文章，投给知识窗的时候，无独有偶，编辑给我找出这句话，我当时就说，这句话不可以对吗，我改。完了编辑说，这是最好的一句话。
我当时就觉得一种落差，真的是太大了，太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不管如何，都会顺着编辑心思改文，毕竟不会跟稿费过不去。至于敌人同盟，或者是人民，我跟他们似乎不搭架。
我要做的，写的，就是自己的感受。就像是三毛写沙漠的爱情，我只是想写我自己。
在那个年代，加上自己之前所说的写作对象，可以说，我是要被批斗或者是改造的，但是我在现代，那样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只要不去反革命或者是挑衅某规则，安分守己自娱自乐，想要讴歌或者赞扬，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
讲话内容在那个硝烟散去并不漫长的年代里面起着的乃是引导和巩固思想作用，现在我们的国家强盛了，人们的思想也有了各自的忙碌，所以，那个特殊年代的态度界限，已经不是那般紧绷，或者是时刻规范，相比之下，反倒是成了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可以随意想出荟萃的文艺花园。
如果说，现在用讲座来教育作者，那么所有网站面临倒闭，杂志一半停刊。我们有的，不仅仅是爱国和乡土，我们还有科幻和言情。
不论是讲话还是过去的著作，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过去，虽不能否定它们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不是绝对的意义，而对待作品的.态度也绝不是民主的三观。
如果说，世界期待开花，那思维就是一场雨，在这一场大雨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目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将自己的想法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根据所需要的场合决定它正确的态度。
当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所说的态度不是没有底线的，而文艺座谈里面的态度，可以作为最好的衡量标尺，在这个和谐的文艺大花园里面，我们尽情扬起想象的船帆，写出一篇篇天马行空的佳作。
态度可以变，心不能没有正义的落脚点！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篇8)
66年过去了，从我们今天仍然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看，它对现实的意义将不言而喻。如果我们还在包容“汉奸文化”，无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思想的话，那么我们将需要一次反思，不但是我们这些潜在的追随者，更是那些宣传者。
以前没有看过这篇《讲话》，现在看了以后，对毛泽东同志的简朴的话语形式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更对他的极具思想性的文艺理论思想惊叹，不是因为我的****，而是其中的很多思想是我们现在普遍认同的真理，也是后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指示牌。即使有少部分人在走“个性路线”，有意偏离大众方向，企图创造一些另类的追随。
尽管战争年代对文艺有特殊的要求，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一些文艺思想
一。真正了解社会的人有资格从事文艺工作。
“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讲清楚，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不能全面地了解我们这个社会，就经常写一些恶言来做一些所谓“暴露”的工作，以为自己很另类，很有个性，能够激发全社会的反思，完全把自己当圣人来看了。但殊不知他们的“暴露”的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社会的开放、思想的自由给了他们这种权利，但是他们往往不会认识到他们正身在福中。对于他们的言论，聪明人是会引以为戒，但绝不会被他们动摇，因而趋之若鹜的，因为现在我们社会上普遍的文艺工作者是能够深刻了解这个社会的，因而也为中国的文艺发展事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2。群众仍然是文艺工作的主要目标。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
“为人民服务”被当成了故作高尚的言语，这正是现代人面临的困境。毫无疑问，我们的文艺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受“个人主义”影响，以及误解了“自由”的真正含义，有些人把文学创作看成是牟利的工具，不顾社会影响，对社会发展毫无责任心。
典型的就是“汉奸文化”的流行，虽然我们过了 “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年代，思想的高度解放也不能容忍文艺的政治化，但是我们的文化必须服从于民族的尊严。在我看来，汉奸也能搞文艺创作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本身汉奸就是反人民大众的，他们怎能写出正确引导大众思考的作品呢。出卖自己祖国的人的思想除了批判外，我看不到一丝光彩。
也许有些人开始为“汉奸文化”辩驳，说宽容、理解等等貌似很善良的言语。但是如果想想汉奸们做的伤害人民大众的事，都是有史可考的，都是一桩桩血案，当一双双绝望的眼神让你从噩梦中惊醒时，你还会信誓旦旦地去做一些所谓包容的事吗？就像日本侵略者把中国人的孩子看作东北的日本人的孩子一样，我们承认他们并感谢他们吗？
不，因为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情感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尊严的问题。同样的，“汉奸文化“再怎么有文学上的价值，留给专门的研究者就已经足够了，有什么理由让它盛行，民族的尊严不该这样被践踏。
3、 文艺工作者坚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功利主义者”。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事情都必须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利益，这是一件好事。
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没有统一，任何专家的最高艺术必然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如果要说这个也高，那只是自诩为高，群众不会赞成。
”我想，毛泽东同志早在1942年的《讲话》中就已经强调得十分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是以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功利主义者”。偏离了这一目标，就易偏向狭隘，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身为社会的一份子，在享受社会给你的权利的同时，履行这样的义务是基本的道德约束。
曾有评价说，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我为现在还在发光的文艺理论被一些新兴知识分子当作教条而去批驳而感到心情无比沉重。我们现代中国人到底是中了什么毒，与殴打那个说了几句日本人好话的韩国人的那群韩国学生的极度民族主义和不理智相比，我们是否显得太过“理智”。
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人，他的文艺思想更是唤醒了一大批沉睡中的人们，然而现在我们却在担忧这种思想的消解，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真的可以抛弃毛泽东“编写的这本教科书”吗？个人认为是不可以的，越是和平的年代，越是需要这种带着战争豪情的文艺理论，因为现在社会存在了许多潜在的不和平因素，如果我们就在和平的外衣下，思想渐渐弱化，那么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该何去何从。虽不可杞人忧天，但也绝对要有危机意识。
民族文化、科学文化、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现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和谐文化。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将把56个民族联系起来。
